6月18日下午，兰州文理学院敦煌文化研究中心第1期“敦煌文化”读书班，在我校图书馆3楼会议室成功举办。
首先，由敦煌文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王金娥教授致开幕词，介绍参会专家及师生。此次活动邀请了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理事长、研究员杨秀清先生，兰州财经大学教授、河西学院特聘教授高启安先生，宁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西夏研究》副主编张玉海先生，兰州文理学院副教授赵天英博士分别担任报告人与评议人。兰州大学王雄刚博士，我校王金寿教授、金亮教授、赵学森馆长、李新龙教授、唐兴荣副教授、于良红副教授、王作华老师以及文学院、社会体育学院、旅游学院学生共计38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接着，读书分享活动开始。杨秀清先生以《我的学习与敦煌研究》为题分享个人的治学经历，旨在治学方法上对学生有所启发。自述从20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化大讨论”，新儒家文化以及西部大开发受到影响与启发，他开启了研究之路，之后研究方向也由最初的精英文化、经典文化转到大众文化。他认为正史经过修订，就会带有修订者的主观思想，而敦煌文献是原生态的，对于历史的考证意义重大。敦煌文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地域文化，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交流的产物，超越了时空，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对于推动文化交流与融合具有积极的意义。
高启安先生对杨先生的报告作了评议。他将杨先生的研究总结为三个词：学理、学脉、学法。指出从小问题入手研究，学术研究才会深入。同时他也祝愿兰州文理学院敦煌文化研究中心能够成长壮大，取得累累硕果。
张玉海先生以《西夏“施经僧张盖利”考异》为题，对西夏文献中出现的“张盖利”作了考证。认为“张盖利”并非人名，“利”为“副”之误解。“连批张盖副使”应为其后“李智宝”的职衔，“张盖”意近“华盖”。同时告诉大家不要对前辈文献资料简单引用，而要对其进行查证，由于历史、科技等因素，前辈们的手抄本，可能出现错误。
评议人赵天英副教授充分肯定了张玉海先生的治学态度和前辈们的辛勤付出。指出西夏学发展前期，由于资料匮乏且所见资料多为手抄本，西夏字本身又笔画繁杂，出现讹误在所难免，是学科发展阶段性问题。西夏学发展到今天，资料大大丰富，作为学人，有责任做学术史的回顾。所以张玉海先生的研究既是学术推进，也是学术担当，很有意义。
高启安先生以《汉塞出土文物名物研究刍议》为题，围绕“长城文化”等背景，讲述了他考证汉塞出土文物的种种情形，对其材质、形状、用途等进行了严谨地说明分析。对一些汉塞文物进行了分类和命名，阐述了现在出土的汉塞文物在当时人们的生活、生产中的突出作用以及在汉塞文化研究中的重大意义。
王金娥教授对高启安先生的报告进行了评议。首先，她指出高启安先生的学术研究范围在不断扩展，学术视野宽阔，高度评价了高老师的考证功力。其次，认为高先生将汉塞文物研究与“长城文化”等文化大背景结合起来，其学术研究紧随国家政策导向，十分接地气，有很强的时代气息。
赵天英博士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西夏文草书的结体与特色》，介绍了西夏文草书的结体规律与特色，总结了西夏文草书结体的7大规律；以图表的形式展示了她归纳出的大量草书符号；通过具体的例子展示了西夏文草书的特色并对西夏文草书研究的发展前景做了展望，令人耳目一新。
张玉海先生对赵天英博士的报告作了评议。他指出西夏文草书研究是西夏研究中的前沿，研究难度很大，价值很高。就目前学界而言，仅有包括赵天英老师在内的4名学者在做较为集中的研究，他们解读有各自的依据，相互之间也存在着差异，这也从侧面说明草书解读的难度。同时他再次强调西夏草书的研究难度很高，价值巨大。
各位专家学者分享结束后进入讨论环节，王金寿教授、赵学森馆长、唐兴荣副教授、王雄刚博士就4位学者的报告，积极进行了互动。杨家乐等同学表示本次活动对同学们启发很大，同学们收获了知识也收获了思想。
最后，王金娥作了本次读书班的总结发言，对各位专家的报告及指导、各位领导和同行的支持表示了衷心感谢，表示敦煌文化研究中心将不负众望，尽力办好读书班，为兰州文理学院敦煌文化研究乃至全校师生学术交流搭建一个新平台。
本次读书班得到了学校党委及相关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图书馆为本次“读书班”提供了举办场地，保证了本次活动的顺利进行。本次读书班的举办，为我校教师搭建了新的学术交流平台，也为学生提供了宝贵学习机会。相信在校党委的关怀下，在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敦煌文化”读书班会越办越好！
